第十七章 造反不能轻赦（下）

海盗不会危及政权，在很难追剿的前提下，对其赦免也不是说不过去。对于农民起义，不以雷霆手段消灭，反而很轻易地放过，那简直是变相地鼓励农民造反？

想到农民抗争的问题时，朱棣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日本农民。

极度贫困的日本农民时常起而反抗。有时候是针对封建领主，有时候直接针对幕府当局。德川时代的256年间，此类农民起义不下1000次。然而奇怪的是，日本农民一般不反对沉重的40%甚至50％的赋税，而是抗议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的赋税。对此，朱棣简直忌妒欲狂。明朝征收的农业税，哪怕是再加上劳役折合成银钱计算，其平均值也只不过保持10%左右！

而且，当时的日本农民请愿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，并没有要变革制度本身的企图，而是因为年贡、赋役过重，妨碍了正常生产。进入工业时代后，日本工人罢工的目的也并不一定是停止生产，而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，增加生产，使经营者丢脸。在三井系统一家煤矿中，“罢工”的工作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，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。足尾铜矿的工人在“罢工”中也增加了生产，并把工资提高了两倍。对于日本农民和工人的自觉性、主观能动性、自我奉献精神，朱棣简直欣赏极了。

因为无法忍受，日本农民成群结队地涌向藩主，但请愿和裁判都是有秩序的。农民们写好请求免除苛政的请愿书，递交藩主内臣；如果请愿书被扣压或者领主不予理睬，他们便派代表去江户把状子呈送给幕府将军。在一些著名的起义中，农民在江户城内拦截幕府高官的车驾，确保状子不被扣压。农民此举风险很大，幕府首脑一般首先解决当前问题，而后则追究农民领袖。一般而言，幕府的判决有半数倾向于农民的利益。当局看来，农民的请愿可能正当也可能是无理取闹，需要评判，而且正当的要求应该尊重。但是，农民起义的领袖则已触犯等级制度的严峻法令。即使判决倾向于农民，但农民领袖仍然应该判处死刑，斗争的目的再正确也必须死。甚至农民领袖自己也承认这种无法改变的命运。被处死的人是农民的英雄，人们聚集刑场，目睹首脑们被投入油锅、砍头或者钉上木架。他们不会暴动，而是在事后建祠堂，把领袖们作为殉难烈士供奉起来。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很残忍，不公平，但法令和秩序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核心，必须接受。对于日本底层人民的服从性和自我牺牲精神，朱棣羡慕得要死。

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后，使得朱棣喜欢日本劳动者更甚于中国劳动者——当然，是喜欢奴役他们。将来有机会，一定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，将日本纳入大中华体系。不得不说，朱棣的思维确实具有很大的发散性。原本只是考虑农民抗争的问题，可是想到最后，却使得朱棣下定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决心。

……

回过神，朱棣看到朱高炽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。想起太子一直等着自己的答复，于是朱棣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酌情减免其罪也不是不可行，但必须有严格的先决条件。”

“第一，必须有四品以上的武将在战斗中被贼人俘虏或是杀死。”

朱高炽眼皮一跳，惊问道：“父皇，为什么要定下这个先决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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